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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老葡京是什么地方·薪火相传:创办《语文报》的前前后后

发布日期:2020-01-09 12:25:40   浏览次数:3900

新老葡京是什么地方·薪火相传:创办《语文报》的前前后后

新老葡京是什么地方, 一切轻狂归于尘土,所有美好已成往事。回眸一生,许多苦辣酸甜的经历,都已流逝如烟。只有少数片断还记忆犹新,创办《语文报》就是其中的一页。

我跟陶本一相识于 1979 年岁末。那是在上海举行的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,当时我刚刚主持杭州大学的《语文战线》月刊,而他执掌山西师院的《语文教学通讯》杂志不久。因为同行,小组讨论分在同一组里。那天他穿了一件棉大衣,正襟危坐,旁若无人。我的第一印象,此人高傲得很,不容易接近,所以没有跟他私下对话。不料,第二年深秋在北京香山举行的全国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上,我们又住同一个房间。同室的还有《中国教育报》的郑保生和《中国语文》的林连通,因为我和陶都是办中学语文期刊的,相互的交谈也就多了起来。

1980 年是中国语文教学改革风起云涌的一年,语文教学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发展起来。当时的 80 多家中学语文报刊中,北京的《中学语文教学》和上海的《语文学习》坐拥京沪两地丰厚的办刊资源,自然成了我们同行中的“龙头老大”。而我们两家也不甘落后,努力摆脱校办刊物学院气重的弱点,敏锐地抓住教学改革中的热点问题,开辟了不少贴近实际的专栏,扶持了许多锐意创新的作者,还举办了一些有全国影响的活动,令同行们刮目相看。我们两个因为“能折腾”,在语文教育界甚至有了“北陶南张”之称。这次相见,彼此都有“惺惺相惜”的感觉,谈得特别投机。我们踏着香山石径上残存的红叶,一路交换对当时语文教学改革形势的看法。或许都是学文学出身,我们很不满意当时流行的“语文教学标准化”的口号,特别反对泛滥成灾的“题海战术”。两人合计着调动两刊的社会资源,团结各地的教育精英,编一份面向中学生的,让语文学习与社会生活,与学生的全面发展密切结合的报纸。创办《语文报》的初念就这样产生了。

当时团结在《语文战线》周围的一批作者正在浙江申办《中学语文报》,而且推举我牵头。但我在跟陶的接触中感到他眼界开阔,见识高远,组织力和执行力都在我之上。所以提出这个项目“本于一”,由他担任总负责,我则退出浙江《中学语文报》的筹备工作,全力以赴做好他的副手。我们商定把《语文报》总部放在山西师院,由他们向有关部门报批。

要办全国性的报纸,首先要抓好京沪两地的稿源。陶提出北京西城区教研室的陶伯英参与,我建议上海教育学院的陈必祥和上海光明中学的陈钟樑加盟。记得那天傍晚在城西街头初见陶伯英,一副忠厚长者的模样,我很欣喜又找到了一位可靠的合作伙伴。我们三个迎着凛冽的寒风,在北海公园边走边谈,就是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。最后出了公园才

在路边的一家小饭庄落座,点了三个菜,花去十几元钱,是陶本一付的账。当时我们的月薪不过 53.5 元,又没有招待费可以报销,这顿饭也算得上是“豪华型”的了。

香山会议结束后,我去了上海。与二陈一说,他们都对创办《语文报》的动议表示支持。不久,陶本一告诉我山西师院同意申办《语文报》并启动了报批的程序。他还推荐东北师大的朱绍禹、于亚中和武汉教育学院的冯一、湖北教研室的雷秋生参加编辑班子,陶伯英则引荐他的同事和朋友申士昌、周美昌入伍,陈钟樑提议上海崇明县教研室的陈刚参加,我则在杭州发展了阮有道、方向、朱寿同、谢雨旸等老师。至此,《语文报》在全国的布局开始形成。

春风得意马蹄疾。当时我们不过三十多岁,少年意气,雷厉风行,加上解放思想、鼓励创新的大环境,《语文报》筹备工作推进很快。1981 年春节过后,第一次编务工作会议在上海浙江中路的一家小旅馆里正式召开。那时也没有钱租会议室,来自各地的朋友挤在一个小房间里,放飞理想,描绘蓝图,确定了《语文报》的办报方针、主要栏目以及各编辑分部的组稿任务。那时我们是“单位人”而不是“社会人”,在外兼职要本单位同意。应我的请求,会后陶本一专程到杭州,拜访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领导,这样我参加《语文报》的工作总算得到了单位的支持。

根据会议的分工,我负责头几期稿子的合成,而陶本一担当终审、印制、征订、发行等工作。那时杭州与临汾联系很不方便,打长途电话要跑到市电信局,有时一等几个小时。我跟陶主要靠信件和电报互通信息,商议工作。这一年五六月份,头两期稿件陆续到我的手里,陈刚携夫人还专程把上海的稿件送到杭州。盛夏时节,我带了当时还在杭大中文系读书的叶辉(现为《光明日报》浙江记者站站长)一起到绍兴,躲在招待所里对稿件做编辑加工。天气奇热,我们一边擦着汗,一边改稿子,看到一版又一版的稿件编出来,心里十分高兴。等到创刊号大体成形,才想到作为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言论才好。于是决定开辟“半月谈”专栏,专门就语文学习和语文生活中的问题发表时评。《语文报》初创时期提出“杂志化的报纸,报纸化的杂志”的口号,16 开的版面每版只能容纳两千多字,一篇“半月谈”最多六七百字。我试写了两篇,觉得很不容易。几百字的文章观点要新,文采要好,还得讲究一个起承转合、腾挪跌宕。我几经反复才慢慢入门,写的短文逐步受到读者的关注。第二期发表的《从“大粮食”说到“大语文”》第一次提出了“大语文”的概念,得到语文教育界的广泛认同。以后刊出的《读书乐,乐读书》还被收入全国高中语文通用教材的第四册。写了十几篇以后,我才思枯竭,难以为继,只好敬谢不敏。但陶本一对别人写的都不满意,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个专栏作者当下去,写了几十篇才歇手。

这年 8 月,我把编好的创刊号和第二期稿件以及画好的版样邮寄到了临汾,陶本一对稿件作了重大的调整后才正式付梓。10 月,带着油墨香味的《语文报》创刊号终于问世了。报纸内容新鲜,形式活泼,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,颇受中学生读者的欢迎。承各地语文教

育界的朋友大力推介,首期销量即达到 70 多万份,可谓一纸风行,首战告捷。《语文报》有了璀璨的开始。山西师院领导十分重视和支持,选派了一批优秀的毕业生充实到编辑队伍,各地的兼职编辑也更加奋发。

陶本一和我,他是绅士风度,严肃、认真,对人对己近乎苛刻,而我则是名士做派,率性、随意,有时甚至有些散漫,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。但是我们在工作上配合十分默契,友情也日渐加深,加上山西的杏花村汾酒芬芳可口,不亚于我故乡的绍酒“女儿红”,这使嗜酒的我更乐于为《语文报》尽力。记得那次《语文报》组织几位作家到杏花村酒厂参观,宴请时我叨陪末座。酒酣耳热之际,主人突然要我们即席赋诗。几位作家才情勃发,出口便成佳作,我执拗不过只好打油一首:“昔为山阴醉客,今作并州酒徒。倾杯不辞三百,索诗即打呼噜。”那些日子既有办报的辛劳,又有聚会的快乐,至今难以忘怀。

《语文报》创刊已经 27 个年头了。一路走来虽然也有许多颠簸,但总体发展还是相当顺利的,到今天终于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语文报刊。作为创始人之一,我为它已经取得的业绩感到骄傲,更为它更加辉煌的明天而祈福。

(选自语文报社建社 30 周年纪念文集《历史与细节》)

张春林,浙江绍兴人,历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、《语文战线》《语文导报》杂志负责人、《语文报》副总编辑、杭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、北京星光国际出版公司副总编辑、香港星岛报业集团《深星时报》常务副总经理、浙江和声广告公司(集团)董事长。主编《作文题析》《创新作文导引》,参编《古文论写作》《文学写作基础》等。
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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